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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下一个风口

 过去一年,互联网推动金融普惠加速落地之余,也遗留点点坑洼。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下,监管之手果断出击,叫停校园网贷、整顿ICO、摸底现金贷,让金融监管的弦紧绷。

 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开始向更多的生活场景渗透,金融科技公司的技术开放、出海也成为一股潮流。金融机构怎么在合规前提下适度创新?监管如何在培育创新的同时有效规范?行业下一个红利将在何处释放?

 新京报记者专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执行官井贤栋,共话金融科技的发展未来。

 创新

 移动支付、指纹识别、人脸识别、无卡取款……这些科技带来的创新正在改变着普通人的生活。区块链的火热不仅吸引了众多金融机构,也吸引着投资者。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都在金融创新上加紧步伐,多家银行也与互联网企业展开了战略或业务合作。

 监管

 金融业严监管贯穿着全年。今年6月,银监会、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宣布暂停网贷机构开展校园贷业务。同时,监管机构鼓励银行陆续进场。ICO、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给投资者营造的“暴富梦”迅速扩大,随后也被监管机构的一纸“禁令”叫醒。目前现金贷的火热引发关注,是否纳入监管仍在讨论之中。

 开放

 随着金融科技领域的竞争加剧,开放平台、输出技术已经成为不少金融科技巨头的选择。蚂蚁金服CEO井贤栋曾表示,蚂蚁金服的开放不走回头路,这些年来慢慢积累沉淀下来的金融云计算、小额支付、风险管理、人工智能等能力以及信用体系,都将一步一步开放给合作伙伴。

 黄益平:现金贷应尽快纳入监管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受访者供图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所有的金融交易和服务都必须持牌经营。现金贷要尽快监管,核心是平台风控能力资质和借款人适当性审查,尽快推动现金贷信息共享,防范多头借贷导致信用风险爆发。

 所有金融业务需持牌经营

 新京报:金融科技应如何监管?

 黄益平:过去我们对数字金融没有什么监管,这当然也给行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但也导致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野蛮生长,缺乏行业规范,风险事件频发。在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对数字金融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完善,当然这也势必要求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

 新京报:如何改革?

 黄益平:第一步就是实行牌照管理,因为金融的最大困难是信息不对称,在数字金融领域,平台使得风险传导更加广泛、更加快速,同时这个行业的参与者通常对风险的识别和承受能力也相对较低。第二步是采用监管技术,金融机构向监管部门定期送报表的做法可能不再适合数字金融行业,监管部门也需要与时俱进,通过数字技术实时监控金融风险。第三步学习一些新的监管做法比如“监管沙盒”和“创新中心”等,尽可能在支持创新和维持稳定之间求得一个平衡。

 新京报:近期,趣店的上市让市场关注到现金贷,天价滞纳金备受争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黄益平:现金贷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主要就是过去两年。争议比较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年化利率很高,这样就有担心现金贷会不会变成一种猎夺性的借贷?二是一些平台不做风控,借钱给一些没有稳定现金流的个人,多头借贷的现象也不少,因此也有人担心现金贷行业会不会发生类似于过去韩国和台湾发生的信用卡危机?

 新京报:该如何防范把钱贷给不合适的人?

 黄益平: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是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都要遵从“投资者适当性”原则,在贷款这个领域应该实行“偿付能力”原则,如果把钱借给没有稳定收入与现金流的人群,起码应该算是不负责任的借贷行为,这是为什么任何从事现金贷的平台都应该具有线上或线下做贷款风控的资质。第二是防范多头借贷,一个平台在对个人做信用评估的时候,考虑的是他的偿还能力,但如果借款人到多家平台借款,相当于将贷款额度放大了,这也是将钱贷给不合适的人的一种表现。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信息共享机制,遏制多头借贷的风险。第三是建立催收规范,我们经常听到一些野蛮催收的做法,超越了底线,但催收不力,容易导致坏账上升,甚至加剧逆向选择,鼓励更多不打算偿还的借款人来借款。这说明建立催收的行业规范很重要。

 现金贷监管力量需加强

 新京报:平台上的投资者呢?

 黄益平:数字金融平台的好处是人人都可以做投资,这也是普惠金融的一种体现。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网络投资的风险。因此,对于这些平台的投资人,一是要建立投资人适当性的原则,二是平台必须提高投资的信息透明度,三是对于这样一些资金来自大众的网络贷款平台,监管的标准应该提高。

 新京报:互金领域充满创新基因,也对创新监管提出考验。金融监管如何在保证创新的同时有效规范风险?

 黄益平:我认为任何金融活动都应该接受一样的监管标准,这对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是一样的,防控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底线。但对于数字金融也需要采取一些新的创新手段支持金融创新,国际上也有一些实践,比如“监管沙盒”,就是监管部门给金融机构发一张有条件的牌照,允许做金融创新,但控制在一定的监管框架之内。做得好,就发一张完整的牌照,推广到整个行业,做得不好,就把牌照收回来。

 新京报:近期趣店上市引发了对现金贷的讨论,据了解监管层计划对其进行监管。

 黄益平:现金贷需要纳入监管,这是肯定的。但是,监管方面还面临一个很尴尬的事实:到底谁来管?有没有足够的监管资源来管?在当前金融市场开放、多样化高速发展的阶段,监管部门的资源确实需要大大增加,起码要保证监管能够跟得上市场的发展。

 新京报:在正式纳入监管之前,短期内现金贷如何管理?

 黄益平:其实现金贷可以是多种形式的,有的其实是P2P网络借贷平台,有的是网络小贷公司,也有的是助贷机构,帮助金融机构如银行或者信托公司发放贷款。不同的模式可以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但规范和目的应该是一致的。目前看来,央行、银监会和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新京报:目前现金贷尚未纳入监管,你认为这种野蛮生长的态势还能持续多久?

 黄益平:这个不好判断,但估计不会拖延太久。一些地方监管部门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整治甚至关闭现金贷机构,说明风险已经出现。相信全国性的措施也会很快出台。

 井贤栋:免押金社会将会到来

 

 
井贤栋 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执行官。2007年加入阿里巴巴,2016年10月,出任蚂蚁金服首席执行官。受访者供图
 

 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执行官井贤栋认为,未来十年是“信用红利”到来的时代。伴随着信用的普及,超过90%的押金会逐渐消失,当生物识别技术与信用结合,超过80%的证明会逐渐消失。未来,不用现场付钱会逐渐成为潮流。

 未来十年是“信用红利”到来的时代

 新京报:“开放”是蚂蚁金服今年最受外界关注的动作,你内心有没有评估,开放后蚂蚁金服相比之前的变化?

 井贤栋:我们一直坚持开放的理念,支付宝、蚂蚁财富、蚂蚁借呗、网商银行等都已经开放与金融机构合作。对于蚂蚁金服所积累的技术能力,我们也是成熟一个、开放一个。

 我们正在与更多伙伴探索更多的开放合作模式,共同以普通大众和小微企业为中心,来服务好他们,助力他们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得到平等发展的机会。这种合作共赢是面向广阔生态的,在这个过程中,蚂蚁人的视野和胸怀也变得更加宽广。

 新京报:信用似乎成为蚂蚁对外连接的“新触角”,向借贷、骑行、租赁等场景伸展……未来,信用在蚂蚁生态中有怎样的位置?

 井贤栋:阿里巴巴从第一天起立志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信用体系就是这一平台最重要的基础。所以,蚂蚁金服一直把信用的价值看得很重要,并积极探索用新的技术,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是整个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信用体系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综合治理的发展,推动包容性的金融服务发展,让每一个讲信用的个人、小企业也可以因此而获得信用资本,得到更好的发展,体现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新京报:“信用红利”将带来哪些方面的变革?

 井贤栋:我曾经说过,未来十年是“信用红利”到来的时代,10年后,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将成为信用城市。伴随着信用的普及,超过90%的押金会逐渐消失,免押金社会将会到来;当生物识别技术与信用结合,超过80%的证明会逐渐消失;未来,信用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取代了支付的动作,不用现场付钱会逐渐成为潮流。

 信用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红利,会使商业流程再造,信用有望成为商业模式中重要的组成因素之一。有信可“用”,将有望普及到更多的商业场景之中。

 共建新金融道路上没有竞争者,只有同路人

 新京报:从近一年的数据看,支付宝的市场份额从小幅波动又进入回升的轨道,此间移动支付领域经历了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如何看待目前市场格局的动态演进?

 井贤栋:市场有竞争是好事,这能促进行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提升对客户的服务、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而着眼未来,在共建新金融这条道路上,我觉得没有竞争者,只有同路人。所有参与者为一个更加包容、透明、开放、平等、绿色、共享的新金融而努力。

 新京报:去年我国非现金支付渗透率为42.2%,要继续推动这项进程,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井贤栋:这个渗透率,我们既能看到发展,也能看到机遇。行业的相关各方应该继续把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沿着这个发展方向大步走下去。

 新京报:线下扫码支付风靡,随着移动设备渗透率、场景覆盖率饱和,撬动移动支付前进的下个发力点是什么?

 井贤栋:机会在于充分运用技术,为偏远地区和农村的发展来服务,助力扶贫目标尽早实现,让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新京报:进军支付似乎是金融科技巨头“出海”的第一动作,也有很多中小公司从信贷、财富管理方面出发,金融科技“出海”立足的关键有哪些?

 井贤栋:不管是何种角度出发,我想最重要的是想清楚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全球化的使命愿景、全球视野和格局、对文化差异和不同市场的理解,以及全球化的人才等等,这些都很关键。

(新京报记者 金彧 陈鹏 刘素宏)

 注:本文转载自新京报,版权著作权属原创者所有。数据观转载此文只为传播信息之目的无商业用途,如涉及版权等事宜请联系小编更正。

责任编辑:陈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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