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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栋: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的三个突破和三个平台

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需要三个突破,和三个平台。

第一个突破,要突破工业化思维局限,大规模、低成本发展单一品类的工业化养殖、工业化种植模式,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农业各个物种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共生共荣。在某个局部地区,如果单一物种占据了绝对优势,就一定带来生态失衡,抬高了生态成本。譬如东北地区饱受秸秆困扰,焚烧污染环境,尤其污染空气;粉碎填埋,又影响土壤肥力;深加工利用,受制于成本和销路,不成规模。江浙一带,对于养猪出台各类限制政策,主要问题,就是粪便污染了水源。其实,农业本无污染,本无废物,只是有用的东西放错了地方,无法充分利用。

工业化无疑人类几百年来最伟大的实践之一,相较于农业虽然诞生之日短,但却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面貌。但是照搬工业化思维搞农业,却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之举。要是追究工业化思维的局限,就要从笛卡尔的方法论开始。

笛卡尔指出,如果要认识和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要研究这个问题的组织部分,仔细考察每个部分的特征。如果还不清楚,就进一步细分。学术界称之为“还原论”。这种思考方法,事实上忽略了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关联系,缺少“整体论”的思维,须知,任何一个组成要素,都不具备整体独有的特征。无限细分下去,看似离真相越来越近,其实离整体越来越远。

因此,发展农业,不仅要采用笛卡尔的还原论,还需要尤其重视,中国哲学自古以来的就坚持的“整体论”。所以,我把这个思想方法上的突破,列为首当其冲要突破的东西。重视还原论,坚持整体论,那就是系统论了。

美国是工业化农业的代表。大家往往津津乐道美国农业的发达现状,父子两个人就能种植上万亩农场。的确如此。但是大家忽略一个前提,就是美国的农业资源极其丰富。美国人均耕地是中国的5倍。美国可以简单的把秸秆还田,然后土地休耕,利用自然降解、风化使得土壤恢复肥力。在中国,不具备这个自然条件。

突破农业发展思想桎梏,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农业,不能再为美国马首是瞻。中国的农业,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我们不具备学习美国经验的自然禀赋。按照美国模式走下去,中国的乡村,只有慢慢凋敝一条路。因为美国农业模式,根本不需要多少农民。没有农民和谈农村呢?

第二个突破,要突破所有权桎梏,利用数字重组,不追求万物为我所有,但求万物为我所用。不要在所有权归属问题上打转,而是要把重点放在经营权的联合上。在经营权联合的基础上,形成数字集中,经营统一,分布生产的大规模生产组织形式。解决农业规模化生产问题。

80年代之初,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了农民土地的所有权。激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其实我们深究所有权,就会发现,事实上产权总是不完整的。尤其是到了大数据时代,有了数据和数据之间的连接,事实上形成了万物虽然不为我所有,但皆可为我所用的能力。为什么还要围绕的破缺的产权打转转呢?

大家对于产权问题的执着,往往都用农业规模性经营的必要性来说事儿。的确如此,农业要有竞争力,必须要有适度的规模性。但是现在一家几亩地的现状,岂不是制约了农业规模化之路?这些问题,放在大数据时代之前,是无解的。但是现在,可以利用数字重组的方式,实现经营组织模式上的一次飞跃。物理上,无论土地归属于谁,宏观上总是分散的。被山川、河流、沟渠、道路、地垄等分割开来。也就是说,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厂房,可以集中在一个工业产业园区建设。农业总是分散在大地上。过去产权分散,造成生产分散的情况。这种分散不是地理的限制,而是生产力的局限造成的。

现在,农业土地的特性,完全可以实现分布式生产。分散式生产和分布式生产,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相去甚远。分散式生产,之间在规划环节没有协同,在种植之间没有协同,在流通消费环节也没有协同。也就是所谓的小农经济。分布式生产则不同,从种养规划环节开始,就是一体化的,在农资投入、流通消费等等环节都是紧密协同,如一个整体。

分布式生产,是更广意义上的协同。社会化生产的高级表现形式。要支持分布式生产,那就必须要数字化技术,实现在农业产业的数字化重组。

数字重组,超越了产业重组的两种常规手段,资本主导的产业重组和行政主导的产业重组。数字重组可以实现在所有权不发声变更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联合经营。这恰恰是时下农业最需要的重组模式,也是唯一可行的重组模式。

第三个突破,要突破企业、行业的局限。把一个“生态”作为一个经济单元来经营。要认识到生态,就是新型的经济组织,要围绕这个新型的经济组织,去考虑如何让生态范围内的企业,都获得成长。

第三个突破,本质上是企业战略的突破。螺丝壳里面做道场,哪里有回旋的空间呢?企业家格局需要从经营一家公司,扩展到经营一个生态。我的新书《数字生态论》原本命名“生态经营论”,就是这个意思。

经营生态,首先是站在生态整体角度来思考,其次要考虑为生态提供了哪些“公共品”服务。第三则是才是如何繁荣生态、扩张生态的问题。对于生态的认知,事实上是为管理学、组织学、微观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

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这个三个突破至关重要。第一个突破事实上对于农业自身规律的再认识。第二个突破是对于限制农业发展的产权问题的再认识,或说农业生产关系的再认识。第三个突破是对于新型经济体的再认识。只有在认知层面,达到足够的高度。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谈谈落地的问题。

概括而言,建立现代化农业体系,就是九字真言。“数字化、系统论、生态学”。生态学事关农业自身发展规律;系统论是农业发展的总体方法论;数字化则是实现现代化农业体系的基础。总体而言,实现农业的数字化,需要三个相互关联的信息化平台来支撑:第一,农业资源规划与决策平台;第二,农业生产要素流通平台;第三,农业生产状态管理平台。

农业资源规划与决策平台,主要解决农业物种之间组合问题。在给定的地理空间中,决定种植组合、养殖组合及其种养之间的量化比例。这个平台即可以用于国家层面的决策,也可以指导微观层面一个农场的经营。

 

农业生产要素流通平台,需要解决农资、农机、农具、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业生产、消费各个环节紧密融合的问题。

农业生产状态管理平台,主要解决农业种植、养殖过程中的各类管理问题。有了这三个平台,就是具备了数字化农业服务的基础,简称数字农服。

 

从这个三个平台现状来看,农业资源规划与决策平台,处在原型验证阶段;农业生产要素流通平台,最为成熟,支持了数千亿资金结算和一千亿的生猪交易。农业生产状态管理平台,进展参差不齐,各类玩家众多,亟需整合的力量。如猪联网在生猪养殖管理方面最为成熟。但设施农业管理系统,也才刚刚起步。

责任编辑:陈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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